2026年1月，国际舞台风云突变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短期内宣布退出多达66个国际组织，其中包括31个联合国实体。 这一举动如同掀翻了多年构建的多边合作棋盘，让许多国际机制和项目因失去稳定的经费和主导方而陷入动荡，全球秩序面临巨大不确定性。

就在美国加速“去国际化”的同时，1月16日，从纽约联合国总部传来一个硬消息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式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，递交了一份重磅请求，希望把刚刚生效的《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》（BBNJ）的秘书处等相关联合国机构设在中国，并明确提出选址福建省厦门市。 这一进一退之间，大国博弈的走势引发全球瞩目。

特朗普总统于1月7日签署总统备忘录，指示退出66个国际组织。 这不仅意味着摘牌那么简单，其冲击波迅速扩散。 许多国际机制和项目因失去稳定经费和主导方而陷入困境，秘书处焦虑，成员国犹豫。 美国这一全球治理的“老手”撤退得干脆，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全球秩序的疑惑。

这种大规模的退出行为并非孤立事件。 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些机构已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，继续缴纳高昂会费不划算。 更深层的盘算在于，特朗普意图重启“门罗主义”，将战略重心全面收缩回西半球，对全球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度冷漠。 二战后建立的现行国际秩序，美国本是最大既得利益者和主导者，如今这种“甩锅”行为，亲手将国际秩序推向动荡边缘。

在国际局势动荡之际，1月15日，特朗普宣布加沙“和平委员会”成立。 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委员会，根据其披露的章程草案，由特朗普担任“终身主席”，甚至被曝出支付10亿美元可获得永久成员资格。 该委员会已向大约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送了入会邀请函。

1月19日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“通过外交渠道”收到加入“和平委员会”的邀请。 佩斯科夫表示，克里姆林宫目前正在审议该邀请，并“希望从美方获得更多细节”。 他同时认为，现在讨论俄罗斯是否参与加沙“和平委员会”还为时尚早。

到了1月20日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年度外交工作总结记者会上谈及此事。 他表示，俄罗斯近期收到了美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“和平委员会”的具体方案和章程草案，俄罗斯将考虑加入“和平委员会”的提议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特别强调，“中俄关系的水平、深度以及对欧亚和整个国际舞台局势发展的立场一致前所未有”。 这一表态被解读为在收到美方邀请后，俄方向中国进行战略沟通，表明对美接触不会以损害中俄战略协作为代价。

面对美国的邀请，中方态度引人关注。 在1月2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，有记者询问中方是否收到加入加沙“和平委员会”的邀请。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了12个字：“中方已收到美方邀请。 ”除此之外没有更多表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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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并没有将重点完全放在应对美国的“和平委员会”倡议上，而是采取了主动行动。 就在1月16日，也就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函的同一天，中国正式提出申请承办联合国BBNJ《公海条约》秘书处，并希望将其设在厦门。

1月20日，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消息。 他确认《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》已于1月17日生效，包括中国在内的82个国家和欧盟已成为缔约方。中方决定申请将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，并于1月16日将有关决定通知联合国秘书长。

厦门被誉为“海上花园城市”，历史悠久、美丽宜居、开放包容，以其优渥的创新土壤和蓬勃的蓝色经济闻名于世，是海洋国际合作的重要枢纽。 这座城市国际化程度高，拥有世界级港口，生态建设出色，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丰富，外籍社区逐渐增多，具备承接国际机构的基础条件。

将秘书处设在厦门，不只是挂一块牌子那么简单，还涉及签证便利、税务安排、外籍子女教育、国际仲裁支持、数据跨境合规等一系列配套工作。 这些细节都需要做细，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升级压力。

《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》（BBNJ）是联合国框架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条约，于2023年启动，已有145个签署国，81个国家批准成为缔约方。 该协定专注于维护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，涉及公海生态保护标准、规范深海基因资源利用等核心职能，与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高度相关，被誉为未来海洋治理的“立法机构”。

协定生效填补了联合国在海洋治理方面的空白，扭转了过去国际社会对于公海海洋资源“谁开发，谁独占”的局面，强调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海洋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，并有权对深海采矿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。 这为全球海洋治理开启了新篇章。

中国申请秘书处落户厦门，背后有深远的战略考量。 目前全球绝大多数重要联合国机构集中在纽约、日内瓦、维也纳等西方城市，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决策边缘。 如果厦门成功入选，将成为首个设在中国境内的联合国级海洋治理实体总部，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国际规则制定的长期垄断，为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打开新的突破口。

美国的“退”与中国的“进”，俄罗斯的“权衡”与中国的“淡定”，在2026年1月这个时间点上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特朗普政府选择以退出多边机制来贯彻“美国优先”，而中国则选择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，并在美国退出的领域主动提出建设性方案。

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态度也值得玩味。 他明确敦促所有成员国尽快加入《公海条约》，并推动秘书处“尽快选址落地”。 这番话表面保持中立，实则反映出国际机构在面临美国单边主义冲击后，急需寻找新的稳定支柱和战略支撑点。

对于中国而言，承办BBNJ秘书处不仅仅是接手一个国际机构。 以海洋合作为切入点，未来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，与包括存在海上争端的国家在内的各方，通过多边对话机制探讨合作，尝试用“合作思维”去补充甚至替代零和博弈的“对抗逻辑”。 这既是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机会，也是将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落实到全球治理实践的具体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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